大同副刊·GNN 杨新元

人有一张嘴，除了吃饭，就是说话。可是，有一些人仗着自己的名声地位，硬是不让人说话；或者是弄出很多清规戒律，不让人好好地说话。比如，“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句莫名其妙的话就出自五代。一个叫冯道的人让门客为其讲《道德经》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门客怯于冯道的权势，要避他的名讳，就把“道”改为“不敢说”，结果，好好的《道德经》就念成了这样，也算是一大奇闻了。

冯道（公元882年－954年），字可道，号长乐老。曾经侍奉五朝、八姓、十三帝，“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为官四十多年，是中国官场史上的一个不倒翁。晚年的冯道写了一篇《长乐老自叙》，将他历代当过的官职一一列举，引以为荣。他的另一著作《荣枯鉴》，套用曾国藩的评语，是一本“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枯荣”的官场秘笈。其实，冯道的官场秘笈就是两条：对上阿谀奉承，唯唯喏喏，不敢多说一句话；对下苛刻严厉，设置这样那样的禁区，不许多说一句话，一切唯他马首为瞻。

不过，冯道的淫威，也有遭到挑战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李导，去见冯道时，冯说：“老夫名道，而且久居相位，你不会不知道。怎么你也名导，这合礼吗？”李导大声答道：“相公是无寸的‘道’字，小子是有寸的‘导’字，有什么不可以的！”冯道听了，虽然不悦，也无可奈何。毕竟，人家说的是事实。

其实，小小的读书人李导，敢于顶撞大官冯道，除了他本人有胆有识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不是冯道的部下。说白了，李导不属于冯道管。如果像那位门客一样，是捧着冯道给的“饭碗”的，那么，李导的腰可能就直不起来，更不敢大声说“相公是无寸的‘道’字，小子是有寸的‘导’字，有什么不可以的”。因为，如此犯上，冯道定然不会轻饶他，轻者严厉惩罚，重者让其丢了“饭碗”。或许，李导为了讨好冯道，他会将自己的“导”字改掉，以避名讳。当然，这不过是笔者的主观臆想。门客“不敢说”，而李导敢“大声说”，正应了那句“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的老话。

像冯道这样对上不敢说，对下不许说的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绵绵不绝。而到了现在，更有新的发展。这种人，比较集中的是在官场上。有那么一些官员，为了把自己的官当稳当，当得越来越大，就费尽心机在讲话上下功夫。对上司，他们说软话。像哈巴狗，摇尾乞怜，颇多媚态。不敢说真话，报喜不报忧，意在讨上司的欢心；对下属，他们说硬话。学狼狗样，呲牙咧嘴，凶相毕露，咆哮不停，让下属服服帖帖，唯唯喏喏，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多说一句话；对同僚，他们说热话。关心体贴，形如一家，意在拉拢人心，结党营私。这些人，像变色龙一样，一会儿说软话，一会儿说硬话，一会儿又说热话，就是不说实话、真话。对此，老百姓是十分厌恶的。

周恩来说：“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比说真心话更困难的事了，但也没有比阿谀奉承更容易的事了。”像书生李导那样，敢于挑战权威、名人，有一说一，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有时还带有风险。文化大革命中，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焦隐菊被取消了一切艺术活动的资格。当时，造反派排了一出话剧《云泉之歌》，军宣队请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去看看，提提意见。如果焦隐菊像冯道的门客那样，就会“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因为那个时候，军宣队是决定焦隐菊命运的人。或者，焦隐菊也可以说一些好听话，讨军宣队的欢心。可焦隐菊是一个老实人，他没有“不敢说”，也没有说好听话，而是说了：“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20分。”有同事知道后为他担心：“焦先生，你可捅了大娄子了。”焦说：“我一辈子都凭艺术家的良心说话，有一说一。”为了这句实话，焦先生后来吃了不少苦头。然而，事实最后证明，焦隐菊说的是大实话，这种纯粹以政治为导向，搞图解式的东西，离艺术是很远的，没有一点生命力。文革结束了，这种造反派搞的东西也就寿终正寝了。

当今社会，人与人的相处最需要的是真诚。如果对上不敢说，对下不许说的人多了，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被扭曲，社会风气就会被败坏。

萧伯纳说：“在我们对后代说‘诚实为上上策时’之前，我们必须使世界变得诚实。”诚实的世界，是冯道之流的末日。窃以为，如果人人都崇敬诚实，个个都有一说一，那么，生命之花就会绚烂开放，善良、道德、平等、人道等美德就会生生不息，虚伪、谎言、阿谀奉承、口是心非等恶行就会离我们而去。而这正是我们建立和谐社会所追求的。华盛顿说：“我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和美德来保持我认为是所有头衔中最令人羡慕的品质——一个老实人的品质。”让我们大家以此共勉吧。

作者简介：杨新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日报高级记者。1976年进入《浙江日报》工作，历任杭州记者站站长、要闻部副主任、记者部主任、浙江日报钱塘周末部主任、《经济生活报》副总编辑等职。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多彩人生》《国药传人》《走读人间》等散文及报告文学作品多部。其作品《国药传人》获中国企业改革发展报告文学大奖赛特等奖，散文《包拯指碑的联想》《书名愈简单朴素愈好》分获第十五届、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副刊作品银奖和铜奖。

统筹：香港共工社评论部主任兼《大同》副刊主编王超

供图：共工图片库、GNN、《大同》副刊

编审：龚雨欣

编辑：熊馨缘

责编：董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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