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学校本应是为学生传播知识的神圣殿堂，是一片纯净的育人沃土。但现实中，部分学校和教师却过度热衷于组织学生订阅教辅书籍与资料。这看似平常的教辅订购行为，实则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背后交织着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某些人利用行业 “潜规则”，在教辅资料订购环节谋取私利，不仅严重破坏了教育公平，更可能触碰法律红线，使涉事教师面临严峻的刑事法律风险。

教辅变“教腐”，乱象丛飞

学校安排一科订一套教辅资料，部分教师还会额外增加订购数量。教辅推荐订购层层加码，这一现象不仅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与家长的经济压力，加深了教师对教辅资料的依赖程度，加剧了社会层面 “刷题式” 的教育焦虑，更成为校园减负工作推进的重大阻碍。然而，此类问题为何屡禁不止？其根源在于背后存在深度捆绑的利益链条。

　 ——回扣现象泛滥。据一位教辅代理商透露，行业内存在所谓 “行规”，一本教辅材料在扣除发行、税费等成本后，剩余不到三成的收益中，一到两成会被用于支付回扣。

——违规超额订购。受利益的驱使下，部分地方的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却采取各种方式突破 “一教一辅” 的限制。以中部某县的一所小学，在去年订购《语文作业》等 6 本教辅材料时，原本合计定价 90 元，却按 135 元标准向学生收费。经家长举报调查发现，多收取的费用被学校用于征订不在目录中的其他教辅材料。这不仅加重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还使学生承受过多课业压力，大量教辅材料堆积却无法有效利用。

——暗箱操作入围。国内大多数省份采取省级教育部门推荐书目，市教育局组织专家评议、每科选定一两种教辅形成目录，县区中小学校按目录统一征订的模式。这也意味着，只要进入目录，就几乎垄断了这一区域的教辅市场。在这样的产业模式下，在一些地方，对于推荐目录有着决定权的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自然也就有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从查处的案件中所见，一些代理商为了让自己的教辅入围推荐目录，不惜 “围猎” 教育部门干部和学校老师。不仅明码标价给予最高达售价 30% 的回扣，还通过陪吃陪喝、以捐赠名义提供回扣等方式，形成部分地方教育部门的 “小金库”，用于发福利、搞晚会、办球赛等开支。

——家委会充当“帮凶”。部分教师为规避责任，采用间接手段推进教辅订购。他们先成立家长委员会，并精心挑选能够配合工作的家长担任成员，再由家委会负责教辅征订工作。当家长们看到其他家长纷纷缴费，出于不希望孩子落后的心理，往往会跟风缴费，使得教辅征订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教师还会向家长申明，教辅征订遵循自愿原则，未购买的家长无需缴费。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撇清自身责任，但这一做法不仅无法掩盖事实本质，反而损害了教育行业的整体形象。稍有判断能力的人都能看出，“收取费用、指定教辅” 并非家委会的自主行为，而是受到学校与教师的影响。因此，这种以家委会为挡箭牌的做法，难以逃避法纪的监督与问责。

2023 年 1 月 13 日，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着重强调，要充分发挥家长委员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对家长委员会工作的指导，明确其工作职责，完善工作制度，规范工作行为，并严禁以家长委员会名义违规收费。家委会不得以自愿为借口向学生或学生家长收取费用，学校和教师也不得以家委会的名义组织收费、摊派或捐资，这是必须坚守的基本常识与行为底线，绝不能让 “家委会” 异化为违规购买教辅软件的工具。

“潜规则” 背后可能构成的犯罪

——受贿罪。学校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学校领导、负责教辅资料订购的相关负责人等，若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书商或教辅代理商给予的回扣，并为其谋取利益，其行为可能构成受贿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即使不是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普通教师，如果在教学活动中利用职务便利，收受教辅资料销售方的回扣，同样可能构成犯罪。

学校教师在教辅资料订购过程中，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勿被眼前利益迷惑，陷入 “潜规则” 的陷阱。这些看似能带来短期收益的行为，实则隐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一旦触犯法律，必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不仅个人职业生涯毁于一旦，更会对教育事业发展和学生切身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强化监管力度，完善相关制度，从根源上杜绝此类乱象，共同维护教育领域的纯净环境。（文/湖南君杰律师事务所许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