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   2025年8月20日，安徽阜阳的清晨被38摄氏度的热浪笼罩。颍泉区行流镇王官集村的阜阳“四九”起义纪念馆前，20余位身着褪色老式军装、胸前五星与领章在阳光下泛着微光的老人，正沿着36级青石台阶缓缓向上。他们的脚步沉稳而缓慢，肩头扛着的花篮缎带被风掀起一角，露出“革命先烈永垂不朽”的烫金大字。 

这是陕西省兴平市委组织部党史纪录片《革命先驱魏野畴》摄制组镜头里的画面。“停！保持这个节奏——老兵们的汗水顺着皱纹往下淌，但腰板比松树还直！这才是我们要找的‘红色精神’！”摄制组导演寇淼举着摄像机，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镜头里，82岁的老兵李守田抹了把脸，汗水混着尘土在鬓角画出一道泥痕，却始终高昂着头；75岁的王建国轻轻扶了扶帽檐，目光始终凝视着纪念碑上“四九起义纪念碑”七个鎏金大字。 

这场看似普通的敬献花篮仪式，因20余名老兵的参与，因千里之外兴平摄制组的聚焦，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一场对革命先烈的缅怀，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红色精神对话：百年前，陕西兴平人魏野畴从家乡出发，将革命的火种播撒在阜阳大地；百年后，阜阳的老兵们以最质朴的方式，用自己的身影为这段红色历史作注，让“烈士精神”在新时代的镜头里鲜活如初。 

 千里寻根：兴平摄制组的“阜阳之约” 

故事要从今年6月说起。中共陕西省兴平市委组织部策划拍摄党史纪录片《革命先驱魏野畴》，旨在通过影像还原这位陕西籍革命先烈的生平，将其作为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教材。

魏野畴，1898年出生于陕西兴平县板桥村，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优秀领导人之一。1917年，他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参与创办《秦钟》《共进》等进步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28年，他受党组织委派南下阜阳，主持成立中共皖北临时特委，领导了震惊全国的“四九”起义——这场起义虽因敌强我弱失败，却在皖北大地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续的抗日救亡和解放战争埋下了重要伏笔。 “

魏野畴的生命虽然定格在30岁，但他的革命足迹从未消失。”兴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鹏飞介绍，纪录片的核心线索是“魏野畴从兴平到阜阳的革命之路”：他从关中家乡出发，接受进步思想；在阜阳领导起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最终血洒阜阳，用生命诠释信仰。因此，摄制组必须沿着他的足迹，到兴平（家乡）、阜阳（战斗与牺牲地）两地实地拍摄，才能还原一个立体的革命先驱形象。 

 经过前期筹备，摄制组一行5人于8月16日抵达阜阳，展开为期5天的拍摄。首站是临泉县老集镇魏野畴牺牲地革命烈士陵园——1928年4月10日，魏野畴在此被捕，面对敌人的酷刑，他坚贞不屈，最终壮烈牺牲，时年30岁。在陵园的魏野畴烈士墓前，摄制组拍摄了敬献花篮、集体默哀的场景，当地党史办工作人员详细讲述了烈士就义的细节：“敌人把他绑在老集镇的十字路口，用马刀划开他的胸膛，他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历史的温度。”寇淼说，站在烈士牺牲的土地上，摄制组每个人都感受到“历史的重量”。但要让纪录片更有感染力，还需要“活的历史”——那些亲历或见证过那段岁月的人。 

摄制组很快联系到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退役军人事务站。得知拍摄需求后，站长孙刚第一时间想到：“找老兵！他们是最鲜活的‘历史书’。”行流镇是“四九”起义的重要发生地，许多老兵的祖辈曾参与起义，或从小听长辈讲述革命故事；即便没有直接关联，这些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兵，本身就是“红色精神”的践行者。 

消息传出后，老兵们的响应超出预期。“我当天就报了名！”80岁的老兵周庆华回忆，“穿老军装、戴领章，这是我对军人身份最珍视的记忆。”76岁的王秀兰是烈士后代，她的叔叔王德胜曾是“四九”起义的战士，“爷爷临终前叮嘱我，要把叔叔的故事传下去。这次能参与拍摄，我求之不得！” 

20余名老兵从四面八方赶来：有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斗英雄，有在基层岗位奉献一生的退役士兵，有烈士后代，还有自发报名的“编外老兵”——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功绩，但胸前的军功章、老军装上的磨痕，都在诉说着对军队的深情。 

 老兵入镜：用汗水与坚守为历史“代言”

 8月20日的“四九”起义纪念馆拍摄，是整个行程的高潮之一。这座位于王官集村的纪念馆，是为纪念1928年“四九”起义而建。馆内陈列着起义时的武器、文件、烈士遗物，外墙上的浮雕生动再现了起义军攻打国民党反动据点的场景。 

上午9时许，老兵们在纪念馆前集合。孙刚站长特意叮嘱：“今天38度，大家别硬撑，不舒服就喊停。”但没人退缩——83岁的张宏远特意翻出压箱底的老军装，那是1965年入伍时发的，“洗得发白，但针脚还是新的”；72岁的赵玉梅把领章擦了又擦，“这是我老伴生前送我的，他说‘这是咱军人的魂’”。 

抬花篮的环节，20余名老兵分成两组，每组10人。花篮重约30公斤，由最年轻的老兵王建国（75岁）和周庆华（80岁）带头抬。“起！”随着一声低喝，老人们迈出整齐的步伐，沿着36级台阶拾级而上。汗水顺着后颈流进军装，贴在后背上；台阶上没有遮阴处，阳光直射头顶，有人眯起眼，有人扶着膝盖，但脚步始终一致。 

 “咔嚓——”摄制组的镜头记录下这一幕：老兵们的脸涨得通红，额头的汗珠滴在地上，瞬间被高温蒸发；但他们的眼神始终凝视着前方的纪念碑，目光如炬。走到碑前，最年长的李守田（85岁）率先放下花篮缎带，随后其他人依次上前整理。绕碑一周时，老兵们轻轻触摸碑身上的烈士姓名，有人轻声念出声：“这是李永年，牺牲时22岁；这是刘玉梅，才19岁……” 

 “太震撼了！”寇淼在监视器前红了眼眶，“我拍了20多年纪录片，见过很多敬献花篮的场面，但今天这些老兵的表现，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信仰的力量’。他们不是演员，是真正经历过风雨的人，每一个动作都带着岁月的沉淀。” 

拍摄间隙，老兵们围坐在纪念馆外的台阶上休息。周庆华摸出一瓶矿泉水，分给身边的战友：“我爷爷当年跟着魏野畴闹革命，他说‘跟着共产党，再苦再难也要干’。今天站在这里，我才明白爷爷说的‘难’是什么——那时候没有路，没有枪，只有信念。” 

  “信念？”旁边的王建国接话，“我们这代人也懂。70年代我在边境修工事，手磨破了、肩膀压肿了，想起牺牲的战友，咬咬牙就挺过来了。现在老了，能为红色历史出份力，比什么都值！”

他们的对话被寇淼悄悄记在笔记本上：“这些老兵的故事，比任何台词都有力量。纪录片里一定要加一段他们的同期声，让观众听听什么是‘红色基因的传承’。” 

       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从魏野畴到新时代老兵

在阜阳的5天里，摄制组的镜头不仅对准了老兵，还深入挖掘了“四九”起义的历史细节，以及魏野畴与阜阳的深厚联结。

8月22日，摄制组来到阜阳市和平公园，这里安葬着包括“四九”起义烈士在内的数百位革命先烈。在魏野畴烈士墓前，阜阳市红色研究会秘书长陈炳魁接受了采访。作为研究阜阳红色历史30余年的专家，他对“四九”起义的历史地位如数家珍：“‘四九’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皖北地区领导的首次武装起义，它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遥相呼应，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经验。魏野畴起草的《皖北苏维埃政府组织纲领》，是我国最早的苏维埃政权纲领草案之一。” 

为了让摄制组更直观地理解历史，陈炳魁特意带来了一本《阜阳红色记忆》——这是政协阜阳市文史委编著的地方党史资料，收录了大量“四九”起义的原始档案、烈士家书和亲历者回忆录。书中，魏野畴写给家人的信、起义军的作战地图、烈士就义前的绝笔词，都被完整呈现。 

 “这本书太重要了！”寇淼接过书时，双手微微发抖，“里面有一段魏野畴在狱中的日记，写着‘革命一日不成功，我一日不停止奋斗’，这是多么坚定的信念！有了这些史料，纪录片的历史厚度就立住了。”陈炳魁当即决定将书赠予摄制组：“红色历史需要传承，你们的纪录片是最好的载体。”

除了官方史料，老兵和烈士后代的故事则为历史注入了“温度”。8月23日，摄制组来到临泉县老集镇，拜访了“四九”起义烈士张怀芝的孙女张从宽。老人今年78岁，回忆起爷爷的故事，眼眶湿润：“爷爷牺牲时，我父亲才3岁。奶奶把我拉扯大，总说‘你爷爷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你要记着这份恩情’。我结婚时，婆家要彩礼，我说‘不要，只要一盏煤油灯，照着爷爷的名字就行’。”

 张从宽的话让在场的老兵深受触动。周庆华握着她的手说：“咱们都是烈士的后代，身上流着同样的血。如今日子好了，更要替先烈们把红色精神传下去。”

同样让摄制组感动的，是当地群众对红色历史的珍视。在“四九”起义纪念馆，讲解员王雪是一名“90后”，她的工作笔记上密密麻麻记着烈士的生平：“每天讲解时，我都会想象自己就是当年的小战士，这样才能把故事讲得生动。”纪念馆外的广场上，几位放暑假的小学生正围着老兵们问：“爷爷，你们当年打仗害怕吗？”“爷爷，四九起义为什么要打？”老兵们笑着回答：“害怕，但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就不害怕了！”“因为我们相信，跟着共产党，日子一定会变好！” 

 “这就是红色精神的生命力。”寇淼感慨，“它不是教科书上的文字，而是刻在老兵的骨血里，藏在群众的记忆中，流淌在下一代的心田上。”

 红色精神，永远年轻

8月24日，摄制组结束了在阜阳的拍摄。离行前，寇淼特意把老兵们的合影洗出来，装裱成相框，送给行流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这是我们的‘红色财富’，以后每拍一部纪录片，都要拿出来看看。” 

孙刚站长则把摄制组送来的《革命先驱魏野畴》剧本初稿小心收进抽屉：“等纪录片播出那天，我要组织全镇老兵和中小学生一起看。让他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少先烈用生命换来的；让他们明白，红色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对于20余名参与拍摄的老兵来说，这次经历有着特殊的意义。王建国把拍摄时的军装叠得整整齐齐，放进衣柜最上层：“等我孙子长大，我要告诉他，爷爷穿的不是旧衣服，是‘红色的勋章’。”李守田则在笔记本上写下：“今天，我用汗水为烈士‘站岗’；明天，希望年轻人用行动为祖国‘护航’。”

从兴平到阜阳，从魏野畴的家乡到他战斗牺牲的地方，这段跨越千里的红色之旅，不仅成就了一部党史纪录片，更串联起历史与现实的脉络——百年前，一群年轻人用热血点燃革命火种；百年后，另一群“年轻人”（老兵）用坚守续写精神长卷。 

正如毛泽东同志评价魏野畴时所说：“他是老同志，有学问，还有著作，我读过，写得有水平。”今天的阜阳老兵们或许没有著作，但他们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活的革命精神”——那是一种跨越年龄、跨越时代的信仰，是融入血脉的忠诚，是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 

在阜阳“四九”起义纪念馆的留言簿上，一位老兵写道：“我们或许会老，但红色精神永远年轻。”这句话，或许正是对这场红色之约最好的注解。 （ 李芳 钱发言 ）